格格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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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（第1页）

第一章

“铃铃……”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为了减小对家人的惊扰，我立即抓起床头柜上电话机的听筒，里面传来值班室老尹急促的声音：“北皋市江防乡发生凶杀案，要求支队领导和技术人员去现场指导、支援。”

我看了看表：时间是1995年1月3日凌晨1时。我吩咐老尹通知法医沈连宗、痕检张根平等人，立即到局里集中，随我去江防乡案件现场。

汽车在农村公路上不停地颠簸，雪白的车灯跳跃着，照亮了前方的路面和路旁田野里的麦苗，泛出一层薄薄的霜气。寒风从车门的缝隙里钻了进来，使人感觉到在冷峻中增添了一丝麻木。

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前面的路旁停了几辆警车，我知道目的地到了。

这是一座南向的三间平瓦房，当地的“锁壳式”建构，东、西房门相对而开。屋里灯火通明，中间内廊沿下，聚集着北皋市公安局政委张武、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陈玉林、刑警队长薛明春等人。由于这时正在凌晨，为了不影响周围村民休息，我们决定在中心现场初步勘查后，将尸体运出，由法医先行解剖检验，现场走访和外围现场的系统勘查，待天亮后进行。

死者是个薛姓女子，二十七岁，从事农业劳动。丈夫是个木匠，长年在南方打工。一个小孩平时由婆婆带养，因而大部分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单独居住。

法医解剖检验的结果很快出来了，致死原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，颈部有卡压伤痕，头部有多处被尖利的锐器刺破，顶部颅骨内嵌有断裂的铁质尖头，取出后分析为裁缝用的大号剪刀的刀头。下**有**痕迹，提取到男性分泌物。

天亮以后，痕检技术人员开展了由外围向中心逐步深入的现场勘查。根据现场痕迹分布，很快推断出作案者的作案过程。

首先，作案者从室外压破东房门上的气窗玻璃，伸手从内拔开插梢，从气窗钻入室内，随后摸上了床。死者警觉后，可能发出了惊叫，作案者用左手按住了死者颈部，右手操起事先带来的剪刀，向死者头部猛戳。死者没有声息后，作案者拉严了窗帘，在橱内找到一块花布，将死者血肉模糊的头面部裹好，掀起死者的上衣到肩部，拉下死者已被尿液浸湿的**，对死者实施了强奸。然后再打开了电灯，在屋内寻找财物。在后墙的墙洞里找到一只小铁皮罐，倒出了里面的物品（死者丈夫回来后，经核实，罐内有三枚清代银元），然后关掉东房的电灯，取走中屋柜上的录音机，拉开大门的木栓，逃离现场。

这是一起在作案现场留下很多痕迹的案件，但作案者在作案的过程中戴着粗纱手套，地面铺着砌墙用的红色砖块，表面非常粗糙，能作个体鉴别的痕迹物证一件皆无。当然，尸检时提取的男性分泌物除外。由于还有这么一件，我们心里总算踏实了许多。

北皋市公安局侦破重大案件的力度是很大的，刑侦力量倾巢而出，还抽调了不少派出所有经验的民警，参加排查。刑警大队除技术人员外，还派出了五、六名侦查员，随同我在案发地参加侦查。过了两天，耐不住寂寞、业已退休的冯忠也来到了案件侦查指挥部。

指挥部设立在一家乡镇企业闲置的二层小楼里，为了照顾冯老，指挥部在楼上一个房间里临时放上两副铺盖，由我和他一起居住。当时，冯老的身体情况已大不如前，患有较为严重的心脏病，并伴有气喘，我安排他在指挥部看看调查材料，提提工作意见，一般不同意他外出走动。侦查员们则住在房屋比较宽裕的老百姓家里，铺上稻草打地铺。恰逢那段时间阴雨连绵，道路泥泞，地上也湿乎乎的。在天寒地冻的冬夜，躺在冒着潮气的地铺上，除去极度疲惫的侦查员，一般人恐怕是难以入眠的。

江防乡南临长江，地处偏僻，交通不便，人们聚水而居，非亲即故。村里哪一家夫妻吵架，或者是有亲友来探访，几乎户户皆知，一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典型景象。在这样的地区发生的命案，毫无疑问，侦查的地区范围都不会很大。

侦查工作虽说紧张而艰苦，但按部就班地展开后，每个人都充满了信心，这起案件一定能够破获，而且时间不会太长。

可是，事情的发展，时常游离于预期，在人们的热望中，二十多天过去了，我们没有获取一条像样的线索。侦查人员在言谈之间流露出焦急，指挥部领导也感到压力在增大，我常常看到张武政委站在那里面无表情地默默沉思。他是一个非常敬业而又善于思考的年轻人，案发后，他第一批赶到了现场，并在现场住下，与侦查员们同甘共苦，依然保持着他刑警出身的本色。我也看到陈玉林副局长在深夜大家睡去后，一个人坐在桌前，对着酒杯抽烟。当然，我也有些着急，这个案子迟迟不破，纵然不谈工作成效，北皋的财政本就比较吃紧，这么多人的后勤保障，在财务上就是一笔很大的负担！

然而，世界上的万物都有它自身的规律，有急自有缓，有伏必有起。在我们把焦虑的情绪压抑在心底时，江防乡派出所黄所长给我们带来了一条好消息。他在邻村一个黄姓住户家走访时，问及他儿子现在去了哪里，这位目不识丁的大妈从房里取出一封信，告诉黄所长，她儿子已去苏州打工，具体地点信封上有。黄所长抽出信纸一看，上面有这样一段字样：“我三号下午出门，在沙洲港转车时，顺便到姐姐家看望了一下。现在到工地已有多天，一切都好，请不要挂念。家乡发生的事，可能有人来调查，你们一定要说我是二号下午出门去苏州，不要说是三号。切记，儿子黄元斌。”

这个黄元斌为什么要把出门时间前移一天呢？很明显，二号下午出门，说明他没有作案时间，三号下午出门就证明他有作案时间。他极力回避这一点，又有什么原因呢？

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，对黄元斌一、二号活动情况开展专门调查。调查结果表明，黄元斌确系一月三日外出。

一月三日下午二时左右，黄元斌与一个同学在路上相遇，这位同学看到黄元斌提拉着一卷棉被和两个大旅行包，问他到哪里去，黄元斌回答说是去苏州打工，两人抽了一支烟，才互相告别离去。被调查者肯定这天是一月三日，他记得很清楚，这天他是去参加一个亡人周年的纪念活动，而在途中相遇的。

一个孙姓妇女，是黄元斌的邻居，也证实这天下午她去张王港码头送一位亲戚乘船，在候船室里看到黄元斌斜倚在长椅上，等待班船。这两人的证言足以证实黄元斌在三号下午才外出，他并非不具备作案时间。

此外，调查中还发现，黄元斌酷爱录音机，到邻居、朋友家串门时，只要发现有录音机，总能长久地站在那里摆弄或听歌。在案发前，还有人看到，黄元斌两次骑着自行车经过死者门前的小路。

黄元斌为什么要在时间上弄虚作假、掩盖具备作案时间条件呢？

只能说他心中有鬼，具有作案嫌疑。

侦查指挥部决定，派人去苏州将黄元斌带回审查。

审查地点安置在距现场五公里的江尧农场农科所。由于冯忠主动请缨，讯问工作由冯忠和薛明春负责。

两天后，黄元斌被带了回来。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个二十四、五岁的年轻人，高高的个子，上身穿着一件肥厚的灰暗色棉袄，敝着对襟，泛着暗黄的衬衫衣领上，扎着一条布满红色圆点的领带。方方的脸盘，一双细长的眼睛微微有些凹陷，眼珠转动很快，目光迅速从我们在场的人身上一一滑过。一看便知道这是个追求时髦而不脱土气、反映机敏而又轻浮好动的浪当仔。

在讯问中，他和别的被审查者大相径庭，表现得既轻松又活跃，甚至有些反客为主。在审讯人员未开口说话前，他抢先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，这个案件破不了，你们不光是不能向你们的领导交差，奖金恐怕也拿不到。我可以帮助你们，你们有什么要求，我一定帮助配合。你们说吧。”面对这个油腔滑调的青年人，审讯人员不得不多次向他提出严厉的警告。以后，他虽然收敛了嬉笑的神态，但始终未正面回答过一次重要的问话。每逢在这种时候，他总是反问：“你们希望我怎么回答？”、“你们这样问的意思是什么？”讯问就这样相持了三天，到第四天凌晨，他忽然一改常态，抽泣着说道：“我犯了罪，我杀了人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愿意交代。”